近年来，浙江经济快速发展，民营企业成为浙江经济发展的主力军。浙江民营企业的快速发展成为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出现令世人瞩目的“温州模式”、“浙江现象”。民营企业的健康、快速发展为浙江创造了良好的授信环境，使浙江金融机构的授信业务和其它金融业务得到了快速发展，从而又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金融服务和资金支持，民营企业与金融业务相互促进，推动了浙江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
以“温台（台州）模式”为代表的浙江民营企业起源于家庭作坊经济，其发展的进程基本上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春风使浙江沉眠已久的工商文化和敢于闯天下的民风迅速绽放，温州等地的千家万户各起炉灶，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家庭作坊经济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同时，温州等地的市场推销人员走向全国各地，温州当年的十万供销大军“来自千家万户，走遍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赚来千金万银”，在推销当地家庭作坊生产的小商品的过程中，既积累了丰富的市场经验，也实现了最初的资本积累。第二阶段为90年代中后期，部分家庭作坊经济开始走向股份合作制，加强了上下游企业的合作联合，家庭作坊经济走上公司制的道路，民营公司初具规模，同时，一些专业市场和块状经济初步形成。第三阶段为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民营企业在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后，实力大大增强，出现大批极具规模和品牌效应的集团式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在规模和经济份额上都占据浙江经济的绝对优势，浙江经济已成为民营经济的天下。
杭州湾地区的民营经济发展历程有所不同，但终究殊途同归。80年代这些地区的经济基本为“苏南模式”，乡镇企业为主体的集体经济蓬勃发展，到80年代末期已形成一定规模。进入90年代，这一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产权改革，通过职工参股、企业拍卖等方式，乡镇企业、国有企业大量转制为民营企业，经济结构由“苏南模式”转型为“温台（台州）模式”，民营经济占据了绝对优势。由于这一地区民营企业的特殊发展历程，使其民营企业的规模比温台地区要大，而其企业机制比苏南更为灵活。
经过改革开放后二十多年的发展，民营经济在浙江各地遍地开花，除少数基础性行业外，竞争性行业已完全民营化。据有关资料统计，目前浙江民营企业总数占浙江全部企业总数的98%，民营企业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口的82%,民营企业产值占浙江国民经济总产值的83%，浙江经济已成为民营经济的代名词。
在二十多年的发展中，浙江民营经济呈现出与其它地区民营经济所不同的特征，这些特征造就了浙江经济的强势和特有活力，也为金融业健康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金融业务的发展以当地经济的发展为基础，浙江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为当地金融业务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颇具特色的民营经济和社会文化氛围为银行授信业务提供了良好的平台。近几年，浙江各家银行的授信业务发展较快，且授信资产质量优良，这些得益于当地以民营经济发展为基础而形成的良好授信环境。
江浙一带是中国最具历史文化沉淀的地区，由于历史的渊源沉淀，浙江地区民众具备较高的素养，民风崇尚荣誉，注重名声。进入工商社会以后，这种历史文化和民风渊源逐渐演化为诚实守信的社会环境。而浙江以民营企业为基础产生的草根经济将诚信的社会环境进一步得到强化。浙江各地目前没有建立社会征信系统，但草根经济使浙江形成了天然的社会征信系统。由于浙江民营企业土生土长于浙江本土，企业、经营者、法定代表人的经营历程、资产情况、行业品行、历史信誉以及社会关系等授信信息能够得到比较顺畅的沟通，授信信息不对称的矛盾被草根经济所化解。同时草根经济的特征使浙江金融机构很容易得到企业的动态信息，民营企业经营中的发展变化情况能够比较及时地传递到授信业务人员，从而使授信业务人员能够动态监控风险，随时根据民营企业的经营变化调整授信策略，采取有针对性的风险控制措施。因此，草根经济使授信业务建立在信息较为充分、及时的基础上，从贷前到贷后的整个业务流程中，授信风险的可控程度比较高，银行的主动性较强。
从微观经济环境来看，民营经济的特征使浙江的微观经济主体产权天然明晰，企业运作的深层次矛盾得到解决，经营者的责权利三者天然合一。浙江的民营企业大多数仍为中小企业，具有抗风险能力弱的缺点，但当地的专业市场、块状经济为浙江中小民营企业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其小商品生产具有独特的市场空间；
大量的民营制造企业股东的投入较大，负债率普遍较低。浙江民营企业的特点为浙江金融机构授信创造了良好的企业微观环境，为浙江当地各银行优良的授信资产质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浙江的民营企业在东南西北中遍地开花，促进了浙江经济整体上的均衡发展，从而为浙江金融机构创造了较为广阔的经济腹地。应当说目前浙江各银行授信业务的回旋余地比较大，业务发展的内涵与外延空间都比较广。
浙江各银行对民营企业的授信政策有一个逐步演化的过程。在浙江民营企业发展的初、中期，民营企业基本为几大国有银行限制准入的客户，银行信贷资金的支持对象主要是国有和集体企业。当时民营企业的信贷资金主要来自于地下钱庄和当地信用社，温州等地民间融资非常发达。到90年代中后期，浙江民营企业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各股份制银行率先选择以民营企业为主要的授信支持对象并获得较快的发展；
而国有和集体企业开始从经济竞争领域退出，由此使得一贯以国有和集体企业为支持对象的几大国有银行的发展落后于股份制银行，且资产质量也远远落后于股份制银行并呈不断下降的趋势。到90年代后期，浙江各国有银行转变了对民营企业的认识，加大了对民营企业授信的支持力度。进入本世纪，不仅大、中型民营企业得到各家银行授信的积极支持，众多产品有市场的中小民营企业也成为各家银行信贷资金支持的对象。
由于浙江民营企业的快速发展及其独具特色的经济特征，当地各银行普遍看好民营企业。各家银行创新民营企业授信理念，调整传统的授信政策,再造授信流程，加强产品创新，加大对民营企业授信的投放力度。在对民营企业授信业务上，股份制商业银行方法更为灵活，措施更为有力，对中小民营企业的投放力度比国有银行大。
在对中小民营企业授信的客户战略上，浙江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提倡客户培植战略，广东发展银行浙江分行将之称为“种芝麻，抱西瓜”。对产权明晰的中小民营企业采取积极的培育政策，通过培育培植中小民营企业做大做强，培养客户的忠诚度，分享中小民营企业成长壮大的成果，与民营企业共成长。部分银行将此政策具体化到绩效考核中，将中小民营企业培养成优质大户的相关业务人员、责任人将得到绩效奖励。在对中小民营企业授信的选择上，坚持两个发展性和成长性原则，一是企业的经营具有发展性和成长性，二是银企业合作的的前景具有发展性和成长性；
注重二种效益，一是客户提供的综合效益，二是客户提供的中长期效益。
针对中小民营企业担保难的问题，浙江的股份制银行充分挖掘企业两方面的担保资源，加强业务创新。一是充分挖掘企业的资产资源，各种动产质押、仓单质押、应收款质押、品牌质押、知识产权的质押等等应有尽有；
二是挖掘企业的客户资源，通过客户的上下游企业和一些关系客户开辟担保渠道。
财务报表是授信信息获取的主要渠道，中小民营企业的财务报表不规范问题在浙江同样存在，但多数情况是企业的资产利润没有全部在报表中反映，浙江银行界称为信息良性不对称。针对民营企业财务信息的失真，商业银行没有固守财务信息，转而寻求民营企业的活信息。银行界在对中小民营企业进行授信调查和信用评级时，会认真调查企业用电量、银行结算量、企业现金流量、纳税额等活性信息，并将这些活性信息纳入企业信用评级指标体系。这些活性指标体系更能真实反映企业生产经营的真实情况，从这些活性指标入手进行授信调查和信用评级既能更好地控制授信风险，也有利于中小民营企业授信业务的拓展。
在中小民营企业的行业政策和地区政策上，浙江银行界的民营企业授信政策也具有一定的特色。各行普遍把竞争过于激烈、产品替代性强的行业列为限制性行业，对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产业予以支持。一些专业市场发达、块状经济特征突出的地区则成为各家银行授信支持的重点地区，部分银行将这些地区拉直管理，一些银行则对这些地区分支机构给予了比较大的授信授权。
针对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存在的问题，浙江各商业银行没有简单地回避这些风险，而是采取了一系列灵活有效的风险控制措施，这些风险控制使授信的安全性得到较好的保障，也使民营企业的授信能够得到快速的发展。近几年浙江各商业银行对民营企业授信超常规倍增式发展，但授信资产质量普遍良好，资产不良率普遍在5%以下，许多地区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更是控制在1%以下，成为国内银行界的奇迹。这一奇迹的产生与浙江良好的授信环境有关，但更得益于银行积极有效的风险控制措施。
各银行在从事民营企业授信中非常重视风险控制，近几年各银行在自己的绩效考核体系中强化了资产质量的权重，加大了奖惩的力度。有些地区的银行将授信质量与一把手的年终考核薪酬直接挂钩。广东发展银行杭州分行的风险管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该行教育员工“授信业务收来的是利息，损失的是血本”，“骗你的是最好的朋友”，“对待授信风险要象航空公司对待飞行一样”，“要象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信贷资产”。在授信风险理念上，该行坚持风险可控原则，反对风险最小原则，这样将最大限度地获得业务机会和利润，反之则会丧失业务机会，获得较低的利润回报。在对企业监控的着眼点上，该行强调从资金流、物资流等动态和活性信息着手，而不是盯财务报表。该行对中小民营企业授信实行企业经营者的首席（行长）谈话制，使问责审批人对中小民营企业经营者形成直观认识。对中小民营企业授信调查实行双人调查制，调查内容要重视活性信息而不是财务报表，对部分企业实行业务人员与审批人员的联合调查；
对部分企业直接参与企业的合同谈判，获得企业的第一手业务资料。在中小民营企业授信的贷后监控上，该行主动深入，授信达到一定规模后，该行要求企业增加注册资金规范相关管理，关健岗位的员工必须符合其要求的素质，达不到其贷后监控的要求，该则坚决收贷。这些灵活有效的风险控制措施使其得到较好的回报，其140亿的授信资产，不良率仅为0.4%。
为控制中小民营企业授信的准入风险，有些银行从一些活性指标入手设置了自己的准入指标体系；
有的银行要求一把手对中小民营企业授信包发放、包管理、包本息收回，并将此“三包”与一把手的年终考核挂钩；
在授权体系上根据地区风险和机构风险控制水平实行了差别授权和动态授权，设置了授权警戒线；
对各种形式的中小民营企业贷款实行风险组合管理。为解决中小民营企业授信的风险溢价，银行利率上浮的方法运用的较为普遍。一些银行还要求对中小民营企业的授信即贷即收，不得展期和以贷还贷。
浙江各商业银行面临的民营企业授信环境与深圳不同，其民营企业授信的做法，我们不能简单的移植照搬；
但其民营企业授信的一些理念、管理方法、运作机制、业务创新等对我们当前的授信业务及管理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值得我们借鉴。
对于经营者素质较高，企业运作规范，经营机制灵活，有发展潜力和增长空间的中小民营企业，我们应以客户培植的理念给予授信支持，培养客户的忠诚度，“种芝麻，抱西瓜”，为我们的授信储备未来。
授信买方市场条件下，风险最小原则将束缚业务空间，失缺高利润业务。授信业务与风险相伴生，关键在于授信风险是否能为我们所控制。在授信买方市场条件下，坚持风险可控原则，将为我们争得最大的业务空间和利润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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