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人的和谐关系必须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关系之上。生态文明不仅要积极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时还要积极促成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长期以来,人们主要是从哲学、经济学、科学技术的层面来研究环境问题的产生原因及其解决对策,对政治与生态环境危机之间的关联研究较少。因此,有必要从政治的更广阔的背景出发,研究生态与政治的互动关系,提出包括生态文明内涵的新的政治理念,努力建构和谐的生态政治体系。
(一)生态政治的内涵
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风起云涌的生态政治运动。7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生态运动每年以“地球日”、“世界环境日”等为契机而不断壮大。80、90年代中,在生态政治运动的推动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纷纷建立了众多形形色色的生态组织和生态绿党,生态学与政治学由此联姻形成了生态政治学、政治生态学等新兴交叉边缘学科,传统政治发展观也由此向政治生态发展观转变。生态政治就是把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看作是一个相互作用和影响的统一整体,将建立可持续的社会、自然、经济作为其思考的中心,根据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变革政治价值观、政治思维和政治活动,从政治学的基本原则到政策操作层次,如政治民主、政治决策、政党参与等,再到国家权力的结构和分配,直至国家之间的关系,系统地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它把社会、经济、文化、自然的和谐发展视为己任,反思现有政治体系的欠缺并调整之,使之能够更好地调整人与社会、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相互关系在社会意义上的最优化。生态文明视野下的生态政治是对过去政治理念的扬弃,是不同于以往政治的全新的政治观。
(二)生态政治的发展及趋势
生态危机的加剧使人类认识到,社会是身处自然环境中的社会,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具有辩证的双重互动效应,自然生态环境是社会环境的基础,社会又对自然环境有着深刻的正负效应。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全球环境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日益成为一个敏感而重要的政治问题,生态政治理论也应运而生。生态政治理论认为,人类不仅是社会的人,同时也是受自然环境限制、约束的人,政治行为不仅要把握人与人、人与社会间的社会属性关系,而且要把握自然生态规律的作用和影响。生态政治理论是站在全人类生存利益的高度上指导生态政治运动有序进行,一定程度上讲,它是超越了阶级、民族、种族、国家界限的。生态政治理论是生态文明的先声,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人类主体意识和理性力量的又一次飞跃。60年代后期,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公众关心的热点。到了70年代,生态政治运动的目的已从单一化向多元化趋势发展。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生态政治运动已成为环保、和平、女权运动的多元全球性群众政治运动。此后,在1979-1989年期间,西、北欧15个国家的绿党共有117名成员进入11个国家的议会,并于1999年2月在巴黎召开了欧洲绿党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有28个国家的250多名代表参加会议,提出了许多“绿色国际”等国际生态政治发展新概念和新趋势。与此同时,绿色和平组织、政府与非政府间国际生态保护组织也纷纷成立,至今全世界已有8000多个非政府和政府环保组织活跃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在生态政治运动中,活动者用生态思想、环境意识、生态伦理、生态哲学、持续发展等理念为解决国际争端、冲突和战争,最终为维护国际和平,为国际间经济、文化、政治协调发展以及跨国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做出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把环境问题作为政治范畴并纳入政治家的视野,用全球性的环保联盟来代替军事、经济联盟,这是全球政治生活和政治战略的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变。由于世界各国绿党的参政,以及民众生态政治运动的深入和范围的扩大,使得各国政治和国际政治向新的政治文明方向发展,这就是当前国际及各国内部政治发展的生态文明趋势。
(三)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政治生态化及其意义
政治文明的发展与人类与自然存在着必然的内在联系。所谓政治生态化,实质就是把生态环境问题提到政治问题的高度,进而使与生态环境的发展一体化,把政治与生态有机辩证地统一起来,最终促进全球政治与生态环境持续、健康和稳定发展。
广义上说,政治过程既包括国家内部的政府行为过程,也包括国际政治环境、政治秩序的动态过程。为促进政治过程生态化,必然要对政治发展提出具体要求,并进一步促进政治文明的发展。
首先,政治生态化使得各国政府决策过程生态化面对环境困境,政府决策行为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政府的政策、法令、规章制度、教育方式等对环境保护进行干预,同时政府的政策、法令、规章制度、教育方式对经济发展模式、公众行为有着影响,并以此间接影响生态环境的保护。在生态环境持续发展过程中,政府决策行为起主导作用,它可以把各项权利、义务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各种手段,去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科学素养,去调控人口数量和素质;由政府正确引导,实施生态文化教育,改变人们无节制地追求物质享受,培育全新的政治生态观。这方面中国有着沉痛的历史教训,中国的生态环境破坏及人口问题正是50-70年代政府决策的严重失误所致。某种意义上讲,如果没有“大跃进”“、大炼钢铁”,没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错误政府决策,就不会出现我国北方近年来越演越烈的沙漠化和沙尘暴,没有对马寅初的批判,中国也许就不会有今天如此沉重的人口负担,而这些政治发展观念和政府政策的失误所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失是无法用数学概念来衡量,这种破坏是快捷、持续、长期的,甚至是不可逆转的。因此,在任何国家中,亟需一批具有生态意识、富于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政治家,努力促进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与全球生态环境相协调发展,将环境保护知识和法律等生态基础知识融入各级政府公务员的职业意识和各项管理行为之中,以此来促进政府政治行为的生态化。
第二,政治生态化加强了各国政府的生态道德义务在全球生态危机中,显而易见,西方发达国家应对全球的生态环境失衡负有主要责任。正是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以不能持久的生产和消费方式过度消耗世界的自然资源,并在实践中实行环境利己主义,给发展中国家和全球的生态环境带来严重的破坏。因此,发达国家理应为解决全球环境问题承担更多的义务,一方面,作为“补偿的正义”,它们应以自己拥有的较雄厚的资金和技术,切实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环境与发展面临的实际问题。另一方面,作为“分配的正义”,发达国家应当回到环境正义的立场上,承认和维护广大发展国家的平等环境权利,支持发展中国家努力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技术。由于环境危机的共同性和环境利益的整体性,发展中国家也应当把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当作人类共同的道德责任。关键是要以本国的环境与发展的具体情况出发,吸取发达国家的历史教训,不走西方工业化国家已经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是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精神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辩证统一起来,既要满足当代人的基本需求,又不危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既要发展经济,又要加强环境保护,要使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相适应,逐步实现人口、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第三,生态政治促进了民主政治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末,马来西亚主管森林政府官员因权钱交易而做出让步,将采伐热带雨林的特许权出售给了一些公司,并且压制民间自发的环保运动,从而造成那里的森林迅速消失,水土流失严重,人民生活悲惨,引发全世界的抗议浪潮。2005年12月,由于开发者破坏抵挡惊涛骇浪的天然屏障———珊瑚礁和红树林,泰国沿海遭到海啸的猛烈袭击,损失惨重,泰国民众和世界绿党组织纷纷抗议泰国政府的过度开发行为,并要求有关官员引咎辞职。这些都是损害民主、破坏环境的例子。它充分说明:民主运动能够促进环境运动。未来的生态文明有赖于我们对环境的管理,同样也迫切有赖于我们对民主的实行。为此,生态政治强调政治参与,力图实践它的政治主张,重视发扬基层民主,实行民主政治。与民主政治相同,生态政治也赞同公民政治生活的主动参与,主张公民有获得环境权的权利,主张社会的法制化以及决策的科学化,主张为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奋斗。广泛的政治参与有助于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推进生态文明。
第四,要建立国际新秩序,促进国际政治生态化,建立全球伙伴新关系建立在国际政治生态化上的新的全球伙伴关系既要求推动国际社会间在维护、恢复地球生态环境方面的合作,又要推动国际社会在经济、社会方面的合作,它必须包含环境与发展两方面,改善国际经济环境,以利于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实现保护环境和经济发展协调的可持续目标。这种新型关系必须是公正平等的,建立在平等的国际关系准则基础之上,要实事求是地考虑造成地球生态环境恶化的不同国家间的责任,并以此确定相应的义务,在制定有关措施时,必须考虑到各国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能力,不能不顾历史和现实而用同一标准来要求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全球自然生态环境是一个整体,只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才能建立起这种“新型全球伙伴关系”,从而确保和实现全球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共同目标。生态文明的时代要求,必然促使政治家们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环境保护,把更大份额的国家财政用于改善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断演进的生态政治就是给与自然以更多关切,以维护生态平衡的政治,是把政治发展、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与自然发展相协调统一的生态政治,是代表先进政治文明的前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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